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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美國的經濟歷史有助台灣人思考自己的未來,我們不能一直用歷史的情緒來思考自己的未來.
一、獨立戰爭、禁運和1812年戰爭
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勝利，但是獨立並沒有自然而然地帶來繁榮和發展。
獨立戰爭期間，由於對英貿易的滯阻，北美的製造業得到了一定發展，但從生產技術和產品品質看則仍遠落後於英國。
戰爭結束後，英國利用自身強大的製造業和商業優勢，
一方面對美國的出口實施嚴厲的商業限制，包括禁止美國貨進入西印度群島；
另一方面則向美國大量傾銷英國貨。
獨立前夕，北美平均每年運往英國的生鐵為3929噸，1791年下降為797噸。煙草、稻米、藍靛等大宗農產品的出口也大幅度下降，由此帶累商業和航海業停滯，造船業衰落。據統計，從1784年到1786年，美國從英國進口的貨物總值約為760萬英鎊，而同期美國向英國出口則僅為249萬英鎊，逆差高達521萬英鎊。出口萎縮、市場縮小，使價格大幅下跌，商人、農場主紛紛破產，債務鏈條破裂，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動盪，許多地方爆發了農民起義，最著名是的謝司起義。
在美國史上，1781年至1789年被稱為“危機時期”。從競爭的觀點來看，其實質是英國挾裹著其市場競爭的強者優勢對新獨立的弱小的美國進行打擊，以經濟殖民來代替政治、軍事殖民。
危機給美國上層社會帶來了廣泛的衝擊，“美國向何處去”一時成為報紙和小冊子所討論的焦點。在一片喧囂聲中，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兩大聲音至今仍清晰可辨。
推崇自由貿易多為南部大種植園主、北部大商人。在危機時期，南部大種植園主兼併了大量小農的土地，鞏固了競爭地位，他們雖然對英國限制出口不滿，卻得益於優質廉價的工業品。因此他們主張自由貿易，一方面要求英國取消出口限制，另一方面試圖擺脫英國的商業壟斷，開拓南歐、北歐市場及其他全球市場，同時則加快向西部擴張，將西部廣袤的土地變為農產品的生產基地，以增強美國農產品的競爭力。
北部大商人也主張自由貿易，因為他們的利益得益於對外貿易的擴大，無論進出口是否出現逆差，只要貿易總額上升，就少不了他們的利潤。
主張貿易保護者成份比較複雜，既有保衛獨立戰爭成果的愛國主義成份，又有在謝司起義前鞏固統治秩序的成份，既有受英國打擊最沉重的廣大小農，又有為數不多的製造業主。由於當時主要矛盾是抵制英國的經濟侵略，因此，主張增強邦聯政府力量、加強貿易保護的代表，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事實上控制了政府決策。漢密爾頓認為英國的力量來源在於製造業，因此美國必須重視製造業的發展。而要發展製造業，則必須有政府保護。
他指出需要政府保護的三個理由，一，外國政府對製造業有保護和獎勵；二，農業國居民出於習慣往往不願意輕易放棄自己熟悉的職業；三，製造業國在技術、資金、市場方面已經具有優勢，這就使“最新建立製造業的國家與製造業已成熟的國家在平等條件下進行競爭，在多數情況下是不可行的。
”
遺憾的是，儘管漢密爾頓提出加強聯邦政府權力、重視製造業、提倡貿易保護的一攬子方案，但由於當時美國社會經濟結構由依附於英國的種植園主和大商人主導，故唯一落實的是加強了聯邦政府權力，建立了財政稅收制度，恢復了公共信用，順利發行了新國債，使聯邦政府不再有名無實。
然而漢密爾頓所珍視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卻未得到推行，1789年的的關稅法案規定進口稅率僅為9%，遠不足以保護新生的製造業。
英國知道自己的競爭優勢所在，一開始就禁止機器和技術以及技術人員外流。由於西部土地的吸引，美國工人的工資平均又比英國高1/3到1/2。加以英國企業主資金雄厚，有現成的銷售網路等因素，使美國製造業舉步維艱。1801年的326家股份公司中，只有8家投資於製造業，僅占總數的2.4%。
如果照此發展下去，美國很難擺脫後來中南美洲各國的命運，成為歐洲工業國的附庸。
因為主宰著獨立後美國社會的是大農場主和大商人，他們都從依附地位中獲益。發展製造業的每一個重大措施都與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相抵觸，徵收高關稅首先種植園主要花更多的錢購買歐洲的工業消費品，如果對方實施報復性措施，則還會連帶出口下降，價格下跌，收入減少。在這種社會經濟結構中，資源越豐富就越可以依賴開發資源來獲取收益，就越缺乏發展製造業的動力。傑弗遜的自由貿易主義和農業國之夢，正是建立在對美國豐富資源的依賴上。這個甜美、舒適的夢完全有可能將美國的製造業膩死。
正當美國迷迷糊糊地做著西部農業夢的時候，英國的軍艦的炮聲把它驚醒了。
1807年，英國為與拿破崙作戰，炮擊美國戰艦“切薩皮克號”，強征艦上海員。此舉激起了強烈的反英愛國情緒，1807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禁運法案》，禁止一切船隻離開美國前往外國港口，意在用中斷對英國的農產品供應來教訓英國。不料，禁運不僅沒能給英國造成傷害（英國可以從世界其他國家進口糧食，本國也生產糧食），反而使美國經濟全面癱瘓。
禁運充分暴露了美國經濟的殖民性和依附性。1807-1808年，美國出口下降88%，進口下降59%，航海業瀕臨破產，大批海員失業，北部的大小商人損失慘重，農產品價格不斷下跌，小農場主和小業主紛紛破產，工業消費品供應發生嚴重困難，關稅收入急劇減少，財政出現巨額虧空。
在強大的壓力下，《禁運法案》不得不在1809年初取消。然而，正是這個禁運風潮，使美國製造業得到了空前發展，至1810年製造業的生產總值達到1.2億美元，相當於禁運前出口總額的2/3。
禁運使國內製造業不再面對國外競爭，工業品價格上漲又使製造業利潤大增，航海業、對外商業的蕭條促使大量的資金投入到製造業。
更重要的是，禁運使美國人初步懂得了製造業對於民族獨立和國家強大的重要性，從而為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擺脫經濟的依附性帶來了第一線光明。但是，就在普通美國人得出上述結論時，作為權力結構核心的部分大農場主和商人卻增強了依附性，更害怕與英國打貿易戰。
因此，禁運結束剛後，財政部長加勒庭提交國會一份《關於製造業的報告》又被擱置了。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
美國的讓步並沒有換來英國的回報，英國繼續劫掠美國船隻。
再加上美國國內西部擴張主義者的鼓動，1812年，美英正式交戰。
這場戰爭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和禁運十分相似，對外貿易和航海業陷入長期蕭條和停滯，而製造業卻飛速發展，對英國霸權構成了真正威脅。
戰爭結束後，英國商人不惜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向北美傾銷商品，英國國會和政府則在一旁積極支持，布魯厄姆勳爵在英國下院稱：“為了把美國在戰爭期間產生的幼稚製造業扼殺在搖籃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損失也是值得的。”
但英國的如意算盤並沒有得逞。
這有三方面原因，首先，當時英國的技術還是相對簡單、容易掌握、也容易改進的技術，美國製造業在技術上已經並非處於絕對劣勢；其次，從規模上看，美國製造業已經有相當實力，而且也得到了國內金融勢力的支援；第三，1816年美國頒佈了第一個保護關稅法案，製造業品的平均稅率驟升至25%。此後，直至十九世紀末，貿易保護主義一直是美國的經濟政策的基調。
由此可見，1807年禁運和1812年戰爭實際上是美國歷史上的重大轉捩點。
沒有這兩場戰爭——戰爭是最極端的保護主義，和由此而來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美國很可能成為另一個巴西，而世界歷史的面貌也將大不相同。
遺憾的是，無論中國還是美國的美國史學界都沒能充分注意這一轉捩點的重大意義。
其原因恐怕是，無論中外理論界還是史學界，都沒能擺脫某種歷史必然論、歷史決定論的思維模式。如果每一個國家最終都能走上資本主義的“康莊大道”，或都必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那麼也就不存在轉折問題了，最多只有曲折。
二、南北戰爭
擺脫弱者地位的歷程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充滿了鬥爭和曲折。
由於當時英國的強者地位並非象今天的美國那樣突出，它先是沒能阻止美國獨立，後是沒能在1812年戰爭中重新佔領美國（由於英國顧慮歐洲大陸重啟戰爭），再是沒能在戰後搞垮美國經濟。
但這並不等於英國、法國等歐洲強國就此承認美國的崛起，而是在繼續伺機壓制美國。
就美國國內而言，從原有的殖民地型社會經濟結構，向以製造業集團為中心的自主型社會經濟結構轉變，也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衝突和鬥爭。
大商人集團、航海集團、南部種植園主和北部製造業集團之間，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之間的矛盾仍然時起時伏，構成了地方主義與國家主義（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奴隸制和廢奴主義，新申請州是否向奴隸制開放，以及民主黨與共和黨鬥爭等諸多重大矛盾的核心。隨著這對矛盾逐漸統攝國內的各種矛盾，矛盾逐漸從經濟領域延伸到政治、文化、宗教等領域，社會情緒越來越激動，直至爆發南北戰爭[1]。
事實上，儘管通過禁運和戰爭確立和關稅保護原則，美國工業一時間還很弱小。
在1820年以前，作為工業化最重要的部門的鋼鐵業，其鐵產量比殖民地時間還少。鐵礦的開採、冶煉和鐵器業完全被英國所主之宰。第一個真正對鋼鐵工業起到保護作用的關稅是1824年的關稅，其後是1828年的關稅。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自由貿易集團控制了政權，降低了關稅，鋼鐵業生產很快就停滯、滑坡；1842年參議院決議恢復高關稅，鐵產量又直線上升。
如此，自由貿易路線和貿易保護路線反復鬥爭，鋼鐵業也反復漲落，直至林肯上臺，把關稅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從而最終建立起了強大的鋼鐵業。
總的來說，關稅的爭奪戰越來越對貿易保護主義者有利，主張自由貿易的南部種植園主、北部進出口商和航海集團則滿腹牢騷。
北部進出口商業利益的代言人如麻塞諸塞州的丹尼爾·韋伯斯特始終反對高關稅，南部則把1828年的高關稅稱為“可憎的稅率”，特別是南卡羅來納州。為了反對高關稅，南卡羅來納州不惜脫離聯邦。
為此，它提出了憲法“公約論”，即認為州創立了聯邦，當中央政府的決定不符合州的意願時，州有權作出自己的決定。
1832年7月，在自由貿易者的強大壓力下，國會通過了新關稅法案，比1828年的關稅有所下調，但仍不能滿足南卡羅來納州的要求。
同年11月，南卡羅來納州召開州代表大會，宣佈國會通過的關稅法無效。如聯邦政府採取強制措施，則南卡羅來納州將脫離聯邦。
面臨聯邦分裂的形勢，國會不得不再次通過妥協性法案，擴大免稅商品種類。
妥協是達成了，但矛盾並未解決。自由貿易者和貿易保護主義者在一次次的較量中慢慢廓清了陣營，形成了以南部種植園主為核心和以北部製造業集團為核心的兩大派別。
在世界範圍的廢奴主義運動的推動下，這兩大派別的鬥爭又進一步激化為蓄奴州和自由州的鬥爭。這兩大派別都希望控制參眾兩院、政府和最高法院。由於各州的參議員人數相等，而南北兩派所控制的州數相等，兩派力量在參議員勢均力敵。這時如果新加入的州是蓄奴州，則該南部就能控制參議院。因此，一個又一個新開發地區被批准為新州之日，也就是兩大派別一次次較量之時。
每一次，出於維護聯邦的考慮，雙方都達成了妥協，如1820年的1820年的《密蘇裏妥協》，《1850年妥協》等。
《1850年妥協》中，北方限制了奴隸制的擴張，同時也向南方承諾了嚴厲的《緝奴法》，從而維護了脆弱的南北政治均勢。但每一次妥協都醞釀著矛盾的進一步激化，《1850年妥協》被稱為“火山口上的壺蓋”。
此後，南北雙方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在1854年堪薩斯州問題上，兩大派別發生了武裝衝突。這是南北戰爭的前奏。
[1] 1800年以前的兩大黨是“聯邦黨”（漢密爾頓的黨）和“民主共和黨”（傑弗遜的黨），至1800年聯邦黨下臺，不久後瓦解，此後二十多年之內基本是民主共和黨一黨獨大，1830年，民主共和黨分裂為民主黨（即現在的）和輝格黨，50年代，輝格黨瓦解，從民主黨和輝格黨內分裂出以北方、主張廢奴為背景的（即現在的）共和黨。
一）反托拉斯
第二次工業革命完成後，美國出現的第一次政府干預是共和黨希歐多爾-羅斯福的反托拉斯，希歐多爾有“托拉斯轟炸機”的稱號。
謹小慎微的塔夫托幾乎無所作為，最後和希歐多爾-羅斯福分道揚鑣；
民主黨的威爾遜繼續高舉共和黨人希歐多爾的旗幟，反對托拉斯，制定了著名的著名的克萊頓反托拉斯法。
以上是第一階段的國家干預。
（二）自由放任
1921年，共和黨人哈定入主白宮，揭開了哈定--柯立芝--胡佛的時代。
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勝利，但是獨立並沒有自然而然地帶來繁榮和發展。
獨立戰爭期間，由於對英貿易的滯阻，北美的製造業得到了一定發展，但從生產技術和產品品質看則仍遠落後於英國。
戰爭結束後，英國利用自身強大的製造業和商業優勢，
一方面對美國的出口實施嚴厲的商業限制，包括禁止美國貨進入西印度群島；
另一方面則向美國大量傾銷英國貨。
獨立前夕，北美平均每年運往英國的生鐵為3929噸，1791年下降為797噸。煙草、稻米、藍靛等大宗農產品的出口也大幅度下降，由此帶累商業和航海業停滯，造船業衰落。據統計，從1784年到1786年，美國從英國進口的貨物總值約為760萬英鎊，而同期美國向英國出口則僅為249萬英鎊，逆差高達521萬英鎊。出口萎縮、市場縮小，使價格大幅下跌，商人、農場主紛紛破產，債務鏈條破裂，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動盪，許多地方爆發了農民起義，最著名是的謝司起義。
在美國史上，1781年至1789年被稱為“危機時期”。從競爭的觀點來看，其實質是英國挾裹著其市場競爭的強者優勢對新獨立的弱小的美國進行打擊，以經濟殖民來代替政治、軍事殖民。
危機給美國上層社會帶來了廣泛的衝擊，“美國向何處去”一時成為報紙和小冊子所討論的焦點。在一片喧囂聲中，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兩大聲音至今仍清晰可辨。
推崇自由貿易多為南部大種植園主、北部大商人。在危機時期，南部大種植園主兼併了大量小農的土地，鞏固了競爭地位，他們雖然對英國限制出口不滿，卻得益於優質廉價的工業品。因此他們主張自由貿易，一方面要求英國取消出口限制，另一方面試圖擺脫英國的商業壟斷，開拓南歐、北歐市場及其他全球市場，同時則加快向西部擴張，將西部廣袤的土地變為農產品的生產基地，以增強美國農產品的競爭力。
北部大商人也主張自由貿易，因為他們的利益得益於對外貿易的擴大，無論進出口是否出現逆差，只要貿易總額上升，就少不了他們的利潤。
主張貿易保護者成份比較複雜，既有保衛獨立戰爭成果的愛國主義成份，又有在謝司起義前鞏固統治秩序的成份，既有受英國打擊最沉重的廣大小農，又有為數不多的製造業主。由於當時主要矛盾是抵制英國的經濟侵略，因此，主張增強邦聯政府力量、加強貿易保護的代表，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事實上控制了政府決策。漢密爾頓認為英國的力量來源在於製造業，因此美國必須重視製造業的發展。而要發展製造業，則必須有政府保護。
他指出需要政府保護的三個理由，一，外國政府對製造業有保護和獎勵；二，農業國居民出於習慣往往不願意輕易放棄自己熟悉的職業；三，製造業國在技術、資金、市場方面已經具有優勢，這就使“最新建立製造業的國家與製造業已成熟的國家在平等條件下進行競爭，在多數情況下是不可行的。
”
遺憾的是，儘管漢密爾頓提出加強聯邦政府權力、重視製造業、提倡貿易保護的一攬子方案，但由於當時美國社會經濟結構由依附於英國的種植園主和大商人主導，故唯一落實的是加強了聯邦政府權力，建立了財政稅收制度，恢復了公共信用，順利發行了新國債，使聯邦政府不再有名無實。
然而漢密爾頓所珍視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卻未得到推行，1789年的的關稅法案規定進口稅率僅為9%，遠不足以保護新生的製造業。
英國知道自己的競爭優勢所在，一開始就禁止機器和技術以及技術人員外流。由於西部土地的吸引，美國工人的工資平均又比英國高1/3到1/2。加以英國企業主資金雄厚，有現成的銷售網路等因素，使美國製造業舉步維艱。1801年的326家股份公司中，只有8家投資於製造業，僅占總數的2.4%。
如果照此發展下去，美國很難擺脫後來中南美洲各國的命運，成為歐洲工業國的附庸。
因為主宰著獨立後美國社會的是大農場主和大商人，他們都從依附地位中獲益。發展製造業的每一個重大措施都與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相抵觸，徵收高關稅首先種植園主要花更多的錢購買歐洲的工業消費品，如果對方實施報復性措施，則還會連帶出口下降，價格下跌，收入減少。在這種社會經濟結構中，資源越豐富就越可以依賴開發資源來獲取收益，就越缺乏發展製造業的動力。傑弗遜的自由貿易主義和農業國之夢，正是建立在對美國豐富資源的依賴上。這個甜美、舒適的夢完全有可能將美國的製造業膩死。
正當美國迷迷糊糊地做著西部農業夢的時候，英國的軍艦的炮聲把它驚醒了。
1807年，英國為與拿破崙作戰，炮擊美國戰艦“切薩皮克號”，強征艦上海員。此舉激起了強烈的反英愛國情緒，1807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禁運法案》，禁止一切船隻離開美國前往外國港口，意在用中斷對英國的農產品供應來教訓英國。不料，禁運不僅沒能給英國造成傷害（英國可以從世界其他國家進口糧食，本國也生產糧食），反而使美國經濟全面癱瘓。
禁運充分暴露了美國經濟的殖民性和依附性。1807-1808年，美國出口下降88%，進口下降59%，航海業瀕臨破產，大批海員失業，北部的大小商人損失慘重，農產品價格不斷下跌，小農場主和小業主紛紛破產，工業消費品供應發生嚴重困難，關稅收入急劇減少，財政出現巨額虧空。
在強大的壓力下，《禁運法案》不得不在1809年初取消。然而，正是這個禁運風潮，使美國製造業得到了空前發展，至1810年製造業的生產總值達到1.2億美元，相當於禁運前出口總額的2/3。
禁運使國內製造業不再面對國外競爭，工業品價格上漲又使製造業利潤大增，航海業、對外商業的蕭條促使大量的資金投入到製造業。
更重要的是，禁運使美國人初步懂得了製造業對於民族獨立和國家強大的重要性，從而為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擺脫經濟的依附性帶來了第一線光明。但是，就在普通美國人得出上述結論時，作為權力結構核心的部分大農場主和商人卻增強了依附性，更害怕與英國打貿易戰。
因此，禁運結束剛後，財政部長加勒庭提交國會一份《關於製造業的報告》又被擱置了。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
美國的讓步並沒有換來英國的回報，英國繼續劫掠美國船隻。
再加上美國國內西部擴張主義者的鼓動，1812年，美英正式交戰。
這場戰爭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和禁運十分相似，對外貿易和航海業陷入長期蕭條和停滯，而製造業卻飛速發展，對英國霸權構成了真正威脅。
戰爭結束後，英國商人不惜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向北美傾銷商品，英國國會和政府則在一旁積極支持，布魯厄姆勳爵在英國下院稱：“為了把美國在戰爭期間產生的幼稚製造業扼殺在搖籃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損失也是值得的。”
但英國的如意算盤並沒有得逞。
這有三方面原因，首先，當時英國的技術還是相對簡單、容易掌握、也容易改進的技術，美國製造業在技術上已經並非處於絕對劣勢；其次，從規模上看，美國製造業已經有相當實力，而且也得到了國內金融勢力的支援；第三，1816年美國頒佈了第一個保護關稅法案，製造業品的平均稅率驟升至25%。此後，直至十九世紀末，貿易保護主義一直是美國的經濟政策的基調。
由此可見，1807年禁運和1812年戰爭實際上是美國歷史上的重大轉捩點。
沒有這兩場戰爭——戰爭是最極端的保護主義，和由此而來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美國很可能成為另一個巴西，而世界歷史的面貌也將大不相同。
遺憾的是，無論中國還是美國的美國史學界都沒能充分注意這一轉捩點的重大意義。
其原因恐怕是，無論中外理論界還是史學界，都沒能擺脫某種歷史必然論、歷史決定論的思維模式。如果每一個國家最終都能走上資本主義的“康莊大道”，或都必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那麼也就不存在轉折問題了，最多只有曲折。
二、南北戰爭
擺脫弱者地位的歷程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充滿了鬥爭和曲折。
由於當時英國的強者地位並非象今天的美國那樣突出，它先是沒能阻止美國獨立，後是沒能在1812年戰爭中重新佔領美國（由於英國顧慮歐洲大陸重啟戰爭），再是沒能在戰後搞垮美國經濟。
但這並不等於英國、法國等歐洲強國就此承認美國的崛起，而是在繼續伺機壓制美國。
就美國國內而言，從原有的殖民地型社會經濟結構，向以製造業集團為中心的自主型社會經濟結構轉變，也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衝突和鬥爭。
大商人集團、航海集團、南部種植園主和北部製造業集團之間，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之間的矛盾仍然時起時伏，構成了地方主義與國家主義（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奴隸制和廢奴主義，新申請州是否向奴隸制開放，以及民主黨與共和黨鬥爭等諸多重大矛盾的核心。隨著這對矛盾逐漸統攝國內的各種矛盾，矛盾逐漸從經濟領域延伸到政治、文化、宗教等領域，社會情緒越來越激動，直至爆發南北戰爭[1]。
事實上，儘管通過禁運和戰爭確立和關稅保護原則，美國工業一時間還很弱小。
在1820年以前，作為工業化最重要的部門的鋼鐵業，其鐵產量比殖民地時間還少。鐵礦的開採、冶煉和鐵器業完全被英國所主之宰。第一個真正對鋼鐵工業起到保護作用的關稅是1824年的關稅，其後是1828年的關稅。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自由貿易集團控制了政權，降低了關稅，鋼鐵業生產很快就停滯、滑坡；1842年參議院決議恢復高關稅，鐵產量又直線上升。
如此，自由貿易路線和貿易保護路線反復鬥爭，鋼鐵業也反復漲落，直至林肯上臺，把關稅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從而最終建立起了強大的鋼鐵業。
總的來說，關稅的爭奪戰越來越對貿易保護主義者有利，主張自由貿易的南部種植園主、北部進出口商和航海集團則滿腹牢騷。
北部進出口商業利益的代言人如麻塞諸塞州的丹尼爾·韋伯斯特始終反對高關稅，南部則把1828年的高關稅稱為“可憎的稅率”，特別是南卡羅來納州。為了反對高關稅，南卡羅來納州不惜脫離聯邦。
為此，它提出了憲法“公約論”，即認為州創立了聯邦，當中央政府的決定不符合州的意願時，州有權作出自己的決定。
1832年7月，在自由貿易者的強大壓力下，國會通過了新關稅法案，比1828年的關稅有所下調，但仍不能滿足南卡羅來納州的要求。
同年11月，南卡羅來納州召開州代表大會，宣佈國會通過的關稅法無效。如聯邦政府採取強制措施，則南卡羅來納州將脫離聯邦。
面臨聯邦分裂的形勢，國會不得不再次通過妥協性法案，擴大免稅商品種類。
妥協是達成了，但矛盾並未解決。自由貿易者和貿易保護主義者在一次次的較量中慢慢廓清了陣營，形成了以南部種植園主為核心和以北部製造業集團為核心的兩大派別。
在世界範圍的廢奴主義運動的推動下，這兩大派別的鬥爭又進一步激化為蓄奴州和自由州的鬥爭。這兩大派別都希望控制參眾兩院、政府和最高法院。由於各州的參議員人數相等，而南北兩派所控制的州數相等，兩派力量在參議員勢均力敵。這時如果新加入的州是蓄奴州，則該南部就能控制參議院。因此，一個又一個新開發地區被批准為新州之日，也就是兩大派別一次次較量之時。
每一次，出於維護聯邦的考慮，雙方都達成了妥協，如1820年的1820年的《密蘇裏妥協》，《1850年妥協》等。
《1850年妥協》中，北方限制了奴隸制的擴張，同時也向南方承諾了嚴厲的《緝奴法》，從而維護了脆弱的南北政治均勢。但每一次妥協都醞釀著矛盾的進一步激化，《1850年妥協》被稱為“火山口上的壺蓋”。
此後，南北雙方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在1854年堪薩斯州問題上，兩大派別發生了武裝衝突。這是南北戰爭的前奏。
[1] 1800年以前的兩大黨是“聯邦黨”（漢密爾頓的黨）和“民主共和黨”（傑弗遜的黨），至1800年聯邦黨下臺，不久後瓦解，此後二十多年之內基本是民主共和黨一黨獨大，1830年，民主共和黨分裂為民主黨（即現在的）和輝格黨，50年代，輝格黨瓦解，從民主黨和輝格黨內分裂出以北方、主張廢奴為背景的（即現在的）共和黨。
一）反托拉斯
第二次工業革命完成後，美國出現的第一次政府干預是共和黨希歐多爾-羅斯福的反托拉斯，希歐多爾有“托拉斯轟炸機”的稱號。
謹小慎微的塔夫托幾乎無所作為，最後和希歐多爾-羅斯福分道揚鑣；
民主黨的威爾遜繼續高舉共和黨人希歐多爾的旗幟，反對托拉斯，制定了著名的著名的克萊頓反托拉斯法。
以上是第一階段的國家干預。
（二）自由放任
1921年，共和黨人哈定入主白宮，揭開了哈定--柯立芝--胡佛的時代。
哈定對威爾遜的政策非常不滿，主張“回復常態”，是自由放任再次興起。
柯立芝信奉“只要政府什麼事都不做，80%的問題就會自然解決”。
胡佛極力主張放任自由，他自己也是個人奮鬥的成功典範。
三任總統自由放任的結果是，給美國帶來了30年代的大蕭條！！！
“胡佛”這個詞從英雄的代名詞變成了罵人的首碼。
胡佛任期結束時的1933年的GDP（414億）大約下降到了1929年（868億）的50%。
（三）羅斯福新政
1934年民主黨佛蘭克林-羅斯福上臺後，實行了“新政”，對經濟實行強力的國家干預，首先挽救銀行，然後開展農業復興和工業復興，制定了旨在保護窮人和勞動者的瓦格納法、社會保障法，開展大規模救助，聯邦政府興辦公共事業等。
羅斯福的新政，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摸索出了一條延長壟斷資本主義生命的可行途徑，也就是大力發展非法西斯主義的、走所謂“福利國家”道路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羅斯福去世後，杜魯門開展“公平施政”，在經濟政策方面仍然奉行羅斯福的國家干預政策。
胡佛極力主張放任自由，他自己也是個人奮鬥的成功典範。
三任總統自由放任的結果是，給美國帶來了30年代的大蕭條！！！
“胡佛”這個詞從英雄的代名詞變成了罵人的首碼。
胡佛任期結束時的1933年的GDP（414億）大約下降到了1929年（868億）的50%。
（三）羅斯福新政
1934年民主黨佛蘭克林-羅斯福上臺後，實行了“新政”，對經濟實行強力的國家干預，首先挽救銀行，然後開展農業復興和工業復興，制定了旨在保護窮人和勞動者的瓦格納法、社會保障法，開展大規模救助，聯邦政府興辦公共事業等。
羅斯福的新政，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摸索出了一條延長壟斷資本主義生命的可行途徑，也就是大力發展非法西斯主義的、走所謂“福利國家”道路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羅斯福去世後，杜魯門開展“公平施政”，在經濟政策方面仍然奉行羅斯福的國家干預政策。
前後2人5屆20年，這是第二階段的政府強力干預。
（五）艾森豪的現代共和黨主義
1953年，共和黨艾森豪入主白宮，他們擔心新政以來大規模的國家干預，無異于“滑向了社會主義”，因此，他們極力試圖回到“正常狀態”（也就是自由放任的狀態），
但美國的現實情況最終使得艾森豪政府接受了新政以來民主黨政府的社會經濟改革，走了一條完全不同于胡佛時代的新共和黨路線——一條中間路線。
50年代的美國，出現了“豐裕社會”的“另一個美國”現象，社會兩極分化仍然嚴重，貧窮仍沒有消除。50年代經濟增長緩慢，黃金外流，受到蘇聯的嚴重挑戰，黑人運動高漲。
（六）甘迺迪的“新邊疆”和詹森的“偉大社會”
1961年，民主黨甘迺迪入主白宮。
在經濟政策上，繼續奉行凱恩斯主義，實行以減稅為主的長期財政赤字政策，同時實行雙重利率的廉價貨幣政策，以及在和平時期對工資和物價的非強制性管制。
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聯邦政府大大加強了對勞動力再生產的干預，以適應社會會發展和科技革命提出的新需要，使“福利國家”設計的範圍迅速擴大。
鑒於黑人運動來勢迅猛，國會通過了3大民權立法，從法律上取消了種族隔離制度。
甘迺迪發起的阿波羅登月計畫，使美國的科技事業取得了巨大的進展。
這是第三次政府干預，也是政府干預的最高潮。
（七）反對新政傳統的初步嘗試
1969年，共和黨人尼克森入主白宮，它最初嘗試走一條完全不同于新政的保守主義路線，試圖對經濟、社會福利和政府體制進行大規模改革。
在經濟政策上，他幾度採取反凱恩斯主義的政策；
在社會福利上，他削減“偉大社會”專案，並提出取代聯邦社會救濟的家庭援助計畫；
在政府關係上主張改變權力集中於華盛頓的流向，實行所謂的新聯邦主義；
在民權問題上阻撓以校車接送學童方式消除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制。
這些政策的實施，到了1970年，工業生產回升乏力，失業率高達5.9%。
這一切使尼克森不得不採取“姑且一試”的國家干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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